深省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

深省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

——在公司党员“三严三实”集中学习会上的中心发言

澎 湃

2015年7月24日

        根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计划安排，今天我就“突出维护党内团结，深省‘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这一专题进行中心发言。下面，结合学习老一代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自身实际，从四个方面和大家共同交流。

        首先，谈一下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就党内宗派主义而言是指党内存在的一种以宗派利益为一切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宗派意识在政治上的极端表现。列宁在领导苏联建国时期强调，共产党员有三大敌人，第一大敌人是“狂妄自大”，列宁所说的狂妄自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内宗派主义表现。关于党内“宗派主义”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主席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又强调：“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首先是闹独立性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并举例说：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和做特务。同时还告诫全党：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一定要清除干净。

        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指出：“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特别是邓小平到了晚年，从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方面与当时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并进一步表明：“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把这称之为自己的“政治交代”，可见其政治分量与深刻寓意。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同学、同行、同乡、同事等小圈子聚会值得警惕，搞不好会形成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圈子。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同学之间很自然就会形成比较好的关系，但如果刻意说我们是党校第几期、是一个班的，称兄道弟，甚至政治上形成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那就不正常了。有的这种聚会里面有潜规则，大家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今后在利益交换中是要兑现的。权钱交易有没有？政治上是不是互相提携、互相抱团啊？千万不要搞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危害很大！”。习近平同志作为新一代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样严肃指出，应该说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现实意义。

        从学习领会几代党的领导人对宗派主义的论述，能使我们对宗派主义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警觉。

        第二，谈一下宗派主义是如何“跑”到我们党内来的。宗派主义不是我们党所固有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内宗派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狭隘的宗族意识和宗法观念不但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还通过深层的心理积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已几十年了，但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意识和行为方式并不能很快改变。中国人习惯于“亲亲”，重视人际关系、裙带关系，缺少法制观念，在现实中“拉关系”、“找靠山”成为部分人的“生存原则”，这种人治文化的腐朽意识必然影响到党内，是党内产生宗派意识的社会根源。近年来，我们虽注重了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对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没有认清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和危害。有的把党内宗派主义看作一般性的思想问题，有的看作是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是“人情世故”等，客观上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腐败比起宗派意识更直接地使人们感受到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威胁，更使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则因此被掩盖，被忽略。其次，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着不足。我党有8,700万党员，其思想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可能都在一个水平线上，老党员不等于信念就坚定，新党员不等于入党动机都纯正。从苏共垮台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党员政治信念发生动摇和党员入党动机不纯正，多数党员各怀心腹不是真心实意跟苏联共产党走，就是一个佐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苏共垮台时苏共党员有2,000万，垮台后以“俄共”名义重新公开活动，注册党员只有50万人，仅占原来苏共党员总数的2.5%，现只剩15万人。从其数字对比看足以说明这一点。从汲取苏共垮台深刻教训来看，教育党员坚定信念和明确入党动机，普遍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但是反对党内宗派主义所必须的，更有着广泛和深远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另外，在各级党的组织里，党的各项民主制度没有很好建立起来，各项民主措施，如民主监督制、党委分工负责制等等还不很完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官僚主义盛行，党内缺乏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没有真正被恢复，这些都给宗派主义以可乘之机。大量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员群众敢于说话，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就没有市场，各种“山头”就立不起来；哪个地方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健全，党员群众不敢说话，宗派主义就必然泛滥。以上谈的就是宗派主义如何跑到我们党内来的。

        第三，谈一下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就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及其危害来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培植“亲信”，争权夺利。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严重破坏党内团结。不论是在党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党内都有一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生活上利益薰心，野心膨胀，把党交给他们的权力视为工具构建自己的政治堡垒和安乐窝，做起事来时而谨慎时而大胆，有预谋有套路，精明得很。类似这些人如发生在党内基层，则搞得是一潭污水，如发生在党内高层，则有黑云压城城欲坠之势。高岗搞宗派主义篡党夺权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建国初期，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奉调进京到中央工作后，主管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同归中央政府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当时的权势接近甚至超过周恩来。中央高层在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有时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极力站在毛的一边表示衷心拥护，而高提出的意见毛又总是很重视和支持，特别是政务院制定的“新税制”政策出现一些小的失误，毛又不客气地批评了周恩来，所有这些毛与刘少奇、周恩来本来是正常的工作现象，高却判断是毛对刘、周的不信任，因此萌生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中央领导权实际被刘少奇控制，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说：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党内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形成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分工，高岗就是不服，会上会下肆意攻击，并吹嘘自己。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谋权夺利的机会到了。高四处活动，先是找林彪做工作，为林彪封官许愿，让林当政协主席，林当时还比较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管不了那么多事，支持高岗在中央挑大梁。因为高岗和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时有过工作接触，高在东北做了不少后勤保障工作，彭对高印象不错，高也找彭搞政治串联，并又找陈云和邓小平政治串联和封官许愿，遭到陈、邓的反对，陈云、邓小平政治敏锐性非常强，很快向毛泽东汇告了高岗的非组织的不正常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震怒和下决心解决高饶问题。195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高岗在1954年初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做了检讨。此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高一落千仗，跌入政治低谷，一次自杀未遂，二次自杀结束了生命。按当时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为挽回高岗事件对党造成的负面影响，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从我们党成功粉碎高饶搞宗派主义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看，当时我们党内特别是高层空前团结，容不得心术不正的人拉山头搞宗派，这是很重要一点。第二点，也受当时苏共内部出现贝利亚事件的影响。使我们党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对党内搞宗派活动的政治野心家抱有极度的敏感和警惕。（这里说一下贝利亚事件，从中可以看到苏联共产党高层搞宗派活动的血腥斗争场面）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得到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掌控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苏联克格勃前身），位高权重。斯大林去逝后，马林科夫接书记，贝利亚成了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马林科夫大事糊涂、小事聪明，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根本不具备斯大林那种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超凡脱俗的掌握大权的能力。然而，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具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无论是思想水平、领导能力还是在党与人民中的威信，贝利亚都超过马林科夫。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被捕以前，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间展开的。在斯大林去逝后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马林科夫已无法驾驭贝利亚，一切政治、经济、外交、重大决策都是以贝利亚意见为主，贝利亚实际成了党内头号人物，特别是贝利亚说了算后第一个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并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后苏联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斯大林在世时的道路，马林科夫在与贝利亚的政治博弈中由原来一起追随斯大林的亲密同志变成了政敌，马林科夫为了制约贝利亚将总书记位置让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搞宗派主义的政治野心家），赫鲁晓夫表面上左右逢源，实际暗中和马林科夫抱团，对付贝利亚，加之当时贝利亚位高权重，又掌握内务部、秘密警察武装力量，对过去党内高层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这些人也惶惶不可终日，怕贝利亚抓旧日的把柄，不知在什么时间会把他们收拾掉，特别是贝利亚公开反对斯大林后，更给这些人笼罩了心理上的阴影，看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成为政敌后，都纷纷倒向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利用这些政治条件与马林科夫密谋除掉贝利亚。当时朱可夫元帅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贝利亚的得势对朱可夫元帅也是一种威胁），他们把希望寄托到朱可夫身上，经过两人试探，朱可夫完全赞成和支持除掉贝利亚。这样他们有计划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由军方派人，朱可夫当场宣布逮捕贝利亚，而后不到半年时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秘密将贝利亚处决。这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国际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后苏共给贝利亚罗织阴谋篡党夺权、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等罪名，才通过正式会议形式公开对贝利亚的处理。当时中苏还比较友好，苏联把这一事件通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报的大意是贝利亚在苏共党内搞宗派活动，否定斯大林，想夺取苏共最高权力），这引起了毛对我们党内高层有人想搞宗派活动篡党夺权的高度警惕以及从严处理的决心。应该说对高岗的处理，当时也有苏联政治背景的影响。

        二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破坏组织原则、违反组织纪律，打击了广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我们党为全体党员确立了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党员之间之所以叫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相互支持，团结共进。但是党内有些人为了实现其个人目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有其他的利益团伙与他们碰撞或根本利益受到影响，必然是抱团对抗，寸步不让。为了扩大宗派势力，对“有用的人”能拉过来就拉过来，拉不过来就共同打击，打击不服的就除之后快。

        人所共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彪、江青反党阴谋集团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明显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纪律，破坏了党内团结，败坏了干部作风。同时，也让“厚黑学”流行成风，一些领导干部，不认真做事，不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却热衷于琢磨人，研究人际关系，研究上级领导干部的喜好，用心于拍马溜须，想方设法谋求位置和利益。一部分不善于交际脚踏实地做事的干部，长期默默无闻的在一线工作，却无法进入上级组织的视线，得不到升迁，价值得不到认可，积极性受到打击。

        三是立人情圈子，编织关系网。造成了腐败的滋生，形成了腐败的温床和保护伞，动摇了我们的执政基础。

         上面也讲到，中国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夫妻情、父子情、兄弟情、师生情、同学情、朋友情、战友情等等都很在乎，中国人重情重义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在稳定社会和谐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搬到党内就不正常了。现在在党内确实存在有各种圈子，相互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利用关系可以升官，有的利用关系可以得到重用，有的利用关系可以发财，有的利用关系可以逃避法纪制裁，真所谓“关系”成了制胜的法宝，党内之所以出现腐败，“老虎”和“苍蝇”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在群众当中的形象，并严重威胁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从最近我们党查处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典型案件来看，无不让人感到震惊，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苏共垮台增加几分警醒。据苏共垮台前作过的“苏共究竟代表谁”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苏联剧变后最大赢家是过去党和政府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与其说是民意显现，倒不如说是苏共衰败的真实写照。

       第四，谈一下如何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主要结合自身实际）。

       首先，克服和反对宗派主义要从自身做起，严以修身，做人要实。古人将“修身”作为做人的根本，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共产党员“修身”，就是要清除自己思想上不健康的东西，加强世界观改造，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党员入党时都是面对党旗宣过誓的，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党的人，坚定跟党走，而不是跟什么人走，对党保持绝对忠诚，这是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最起码的标准和要求。

        其次，克服和反对宗派主义要摆正位置，严以用权，创业要实。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党严格的教育和培养成长起来的，有了本事后，党放心地把我们安排到不同岗位，赋予一定的权利，让你为党为人民发挥本领和作用，任何时间我们都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坦诚的讲，堂堂正正做人容易，踏踏实实做事不难，难就难在严以用权上。过去，自己也在权力部门担任过要职和主要领导有些感触，在正确使用权力上个别时候也有“唯上”手松、“唯下”不严的问题。例如，领导说话的案件总得给点面子，看法好的同志犯错误被立案和调查还是有手下留情。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表现。

        最后，克服和反对宗派主义要懂规矩，严以律己，谋事要实。作为省资产公司控股的下属国有企业，独立在外负责一方，在带领团队干事业上，既要解放思想，大胆有为，又要心怀敬畏，守住底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必须要经受住两个考验：一是要为企业把好舵。谋发展要有创新意识，做决策要有科学态度，干事情要有实际成效；二是要为自己把好关，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国企制度规定逐渐健全和规范，对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也比较严，坦白讲：心里曾有过几分“不舒服”！过去在党政机关工作受约束比较多，时间久了感觉挺板人的，挺羡慕在国企工作的领导，原来想到企业工作不会是这样。可现在企业也今非昔比，和原来要求不一样了，从自己产生的有几分不舒服的感觉看，这实际上也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对照“三严三实”学习，联系思想实际，解剖自己，提高遵守“规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保证在企业树立好法定代表人的形象，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作用。

        以上我的发言，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